本文摘要：本报记者 崔丽 实习生 郭姗姗 5月23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发布的一项针对农民工工伤赔偿金的专题调研报告表明，多达90％的农民工正处于非法用工状态，绝大多数工伤农民工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的确保。

本报记者 崔丽 实习生 郭姗姗 5月23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发布的一项针对农民工工伤赔偿金的专题调研报告表明，多达90％的农民工正处于非法用工状态，绝大多数工伤农民工无法获得工伤保险基金的确保。调查表明，目前赴京农民工农民工劳动合同签定之较低触目惊心。自2005年9月8日正式成立到今年3月15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共计办理了152件农民工工伤案件中，仅有14人签定了劳动合同，占到总数的9．2％，且其中3人的合约还留存在用人单位处，并不在劳动者本人手中。

从工伤保险的参保亲率来看，只有12人参与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一般而言，没签定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也会给劳动者参与工伤保险。

从上述数据来看，多达90％的农民工都正处于不应签定劳动合同、不应参与工伤保险而没签定、参与的非法用工状态。调查表明，在非法用工的138个案件中，有包工头的就有55个，占了总数的39.9％，而且这些案件全部集中于在建筑领域中。层层的分包、转包也使得劳动保障部门很难查清建筑工地究竟有多少农民工，无法对违法单位展开惩处。

而农民工申请人工伤确认时，因为没与用人单位的必要关系而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不得已之下，有些案件不能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必要控告包工头本人，但这样的裁决即使胜诉了，也面对着继续执行无以的问题。一些不具备合法资质的非法用工单位，更加不愿招用农民工，而农民工在打工时并会有意识地分辨用人单位否有营业执照。一旦再次发生工伤事故后，劳动保障部门就以农民工是雇用于个人伤势为由，对其赔偿金催促未予法院；农民工无法依据《非法用工单位死伤人员重复使用赔偿金办法》来取得赔偿金。

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非法单位显然不有可能为农民工上工伤保险，一旦农民工在工作中伤势，“白工厂”的老板能躲藏则躲藏，能逃亡则逃亡。在非法用工的138个案件中，有18个归属于这种情况，占到总数的13％。

即使是合法单位，非法用工的现象也某种程度相当严重。在138个非法用工案件中，除了55个追随包工头打零工、18个非法单位用工的以外，还有65个案件（占到总数的47.1％）中，用人单位是合法的，与劳动者创建的劳动关系也是合法的，但劳动用工毕竟非法的，农民工没劳动合同，没工伤保险。农民工维权程序简单、成本高是在工伤待遇赔偿程序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

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看，农民工再次发生工伤到发给工伤保险待遇，最少要有三个阶段：申请人工伤确认、劳动能力检验以及核定并发给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不愿签定劳动合同、不不愿参与工伤保险，也就不不愿主动申请人工伤确认。

这就使农民工在必经之路程序外，被迫额外花费更好的时间，如在申请人工伤确认之前，往往要再行证实劳动关系，这就有可能要经过劳动仲裁，以及一审、二审。如果用人单位蓄意利用程序规定来拖延时间，对工伤确认结论驳回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不肯缴纳工伤保险待遇等，农民工更为无法忍受。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佟丽华忘了一笔“时间账”：申请人工伤确认是耗时最久的步骤，最较短耗时两年4个月，最久则耗时3年11个月；劳动能力检验最较短4个半月，最久6个半月；工伤待遇赔偿最较短1年1个月，最久两年2个月。

这样一来，走完所有的程序，最多也要3年9个月左右，最久的则要6年7个月。低成本的维权使很多农民工被迫自由选择私了妥协，以壮烈牺牲自己的部分权利来交换条件尽快获得赔偿金。

佟丽华回应，漫长简单的维权程序阻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使违法单位有时间可以移往资产，使诉讼丧失意义或面对风险。在调停结案的工伤案件中，大部分农民工获得的赔偿金都要高于法定数额。田某工伤案中，田某为残疾八级，根据法律规定不应获得大约6万元赔偿金，但田某为了早于获得钱做手术而自由选择了妥协，最后只好了2．5万元，仅有为他奖赏赔偿额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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